“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要义在“强迫”二字，并不意味着反对一个人自证其罪。

　　15年后,刑事诉讼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强迫自证其罪”有望写入修正案。这是极大的进步，既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文的落实，也将进一步推动刑讯逼供顽症的解决。

　　近些年来，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等冤案的重要推手就是刑讯逼供，以此来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其背后，有破案率的压力和诱惑，也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有罪推定逻辑。很多无辜公民因此蒙受冤屈，刑诉法也因此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话题。

　　一个人为何“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一方面，因为刑诉法中的力量对比。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处于弱势地位。所谓“谁主张、谁举证”，如果不从法律层面确认“无罪推定”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保护的权利，那么控诉双方的权利难免失衡，个人权利也很容易被公权力侵害——而这个人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这也是为何刑诉法被誉为“公民权利保障的小宪章”。

　　另一方面，也关乎刑诉法的诉讼性质。刑事诉讼说到底还是诉讼，这就要求遵守诉讼的基本规则，强势的一方不能迫使另一方“自我控告”，否则就可能丧失诉讼的应有品质。应当强调，任何时候，对真相的追求不得以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任何时候，对正义的伸张都不得以牺牲法律的正当程序为代价。

　　当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入法固然重要，但就实际操作而言，显然不能满足于“口号万岁”。刑讯逼供从来不曾获得法律首肯，之所以大行其道，乃是相关法律缺乏后果规定，也没有对非法证据明确“说不”。因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成效如何，还得看相关的配套规定能否跟上。比如，羁押场所与侦查权能否分离，侦查讯问程序能否透明化，律师能否在审讯现场监审等。

　　还需要强调，正如“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米拉达警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要义在“强迫”二字，并不意味着反对一个人自证其罪。换言之，既可以“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也可以“鼓励自愿供述”，二者并不冲突。事实上，许多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通过一些措施，鼓励一个人自证其罪，比如英国减刑措施、美国的辩诉交易。这既可以保护当事人权益，又能兼顾案件侦破的社会压力。因此，在关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同时，也要注意“如何鼓励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