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海燕

2017年3月，被告人王海燕以亲属结婚需要用车为由，与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一辆灰色途观越野车（经鉴定价值13.5万元）、租赁了一辆灰色大众波罗车（经鉴定价值3.5万元）。后被告人王海燕伪造途观车车辆登记证书，将二辆车抵押给某二手车行借款6.3万元。后被告人王海燕在汽车租赁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其归还车辆时，编造车辆去向，致使该公司无法自行追回车辆。案发后，赃物途观越野车和波罗小轿车已追回并退还被害人。

裁判结果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海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案发后赃物全部退还被害人，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据此，以被告人王海燕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一审宣判后，王海燕以其主观上并无诈骗钱财的故意为由提出上诉。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王海燕在租用车辆后，本应依约交纳租赁费、返回车辆，而王海燕将其并无处分权的租赁车辆私自抵押给二手车行贷款，且在租赁公司要求续交租赁费时，多次推脱拒不缴纳，并在该公司要求归还车辆时，编造车辆去向，拒不返还，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上诉人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被害人财物，给被害人造成损失，故其所持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二审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涉及两个焦点问题：一是对骗租机动车并质押行为的定性。本案中，行为人以租车的名义骗取车辆，然后将租来的车辆进行质押，是认定为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二是对量刑数额的认定。本案中，既涉及骗租机动车的价值，还涉及质押机动车的违法所得数额，量刑数额是依照车辆的价值而定，还是依照质押所得的数额来定？

一、 骗租机动车并质押行为的认定

如何定性签订租赁合同骗取机动车的行为，需要明确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首先，从犯罪本质及犯罪构成方面进行区分。在刑法分则中，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都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二者都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二者虽然在犯罪行为、主体、客体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犯罪。二者之间具有包容的关系，是特殊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关系，当某行为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时，要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其次，二者在欺骗性上明显不同。合同诈骗罪中，若失去了合同这个载体，其欺骗性就无法体现。其诈骗行为主要表现为利用合同，即通过虚假签订、履行合同来使对方陷入错误认知，从而交付财物，实现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诈骗的财物一般都是合同约定的财物，比如合同定金、预付款、标的物等。合同标的、内容以及签订、履行合同是否涉及市场秩序、是否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等因素，影响该罪名的成立。而诈骗罪主要侵害的是财产，手段具有多样性，其本质在于通过欺骗被害人，使其产生错误认识，从而自愿交付财物，使被害人产生错觉并非基于合同，而是因为合同以外的因素。

在行为人骗租机动车已经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前提下，质押机动车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首先，基于合同诈骗罪的本质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交易过程中，由于行为人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得被害人遭受损失。而质押车辆的行为并未使得出借人遭受损失，因为行为人一旦无法还款，出借人可以通过质押物代偿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债权。其次，被告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钱款，其第一个骗租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第二个质押行为是为了实现最终目的而进行的，是第一个骗租行为的延伸。在其目的行为没有侵犯其他法益的情况下，同一个行为，刑法不能对其进行重复评价。行为人在骗租车辆后的质押行为属于事后的销赃行为，没有侵害新的法益，依据事后不可罚的原则，其质押行为不构成新的犯罪。最后，质押权利人之所以借款给被告人，是因为被告人提供了远高于借款价值的车辆作为抵押，其借款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收取高额利息，而不是因为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的处分财物的行为。质押权人的质权虽然受到了侵害，但是这种侵害是由于被告人不按期履行还款义务造成的，应当定性为民事上的欺诈。

综上，本案中，被告人王海燕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租赁汽车的真实目的，使得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物，而实际上被告人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事后没有归还所租机动车的行为，系故意不履行合同；同时为了追求诈骗车辆目的的实现，被告人将车辆进行质押贷款，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 合同诈骗数额的认定

通过以上的论证可以得出，在刑法上予以评价的具有危害性的行为是骗取机动车的行为，那么，在定性后如何确定量刑数额？笔者认为应当以车辆的价值认定诈骗数额。理由如下：

首先，行为人只要在骗取他人财物目的的支配下实施完诈骗车辆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既遂。此时以车辆的价值作为犯罪数额，反映了行为人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同时可以保证刑罚的及时实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而质押行为没有侵害新的法益，属于事后销赃行为，根据不得重复评价原则，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不得计入犯罪数额。其次，质押合同质押物的价值一般都远大于其借款的数额，质押权人作为善意第三人，如果没有其他瑕疵，其权益可以通过对质押物的质押来实现，这种情况下，其利益并没有收到损失。因此其不能作为被害人参与到刑事诉讼中，质押所得的诸恶也不能作为量刑数额加以认定。

在骗租机动车案件中，一般采取预付押金的方式进行，而押金是诈骗行为人的个人财产，对此应如何认定？是从犯罪数额中扣除，还是作为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在实施骗租机动车中，行为人支付的押金实质上是为了能够顺利完成犯罪的工具，为了避免行为人再次利用该财物进行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动，对其予以没收符合立法原意。若在归还被害人财物时将押金扣除，实质上是将被害人出租车辆所应收租金这一可期待利益予以剥夺，将其视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予以保护，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综上，法院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对被告人王海燕进行定罪，且已车辆的价值作为量刑数额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