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很大，自然土地面积7635平方公里，是榆林地区占地最大的县份（2017年4月，设置为县级市），相当于4个绥德县大、8个吴堡县大。再说大一点，它是陕西省占地面积最大的县，相当于铜川市的2倍大，一个县与一个市的比较，你看看就知有多大了。
全国各地的县名都有来历，神木也不例外。道光《神木县志》载：
“县东北杨家城，古麟州城，相传城外东南约十步，有松树三株，大可二三人合抱，唐代旧物，人称神木。金以名寨，元以名县，明代尚有遗迹。”
相传，张骞奉命出使西域，途经此地，炎炎烈日，人困马乏，忽见路旁耸立三棵高大的松树，根枝相连，树荫扶疏，酷似天然的一座凉棚，于是下令解鞍休息。张骞找了一块石头搁在树荫下，头枕石头躺下小憩，因疲劳过甚，不觉就寐过去了，并悠悠做梦，梦见驾一叶小舟，荡荡地泛入天河，走进天宫。他舍舟登岸，信步而行，迎面好多琼楼玉宇、奇花异石，忽然一阵幽香过后，隐隐有机杼声入耳，觅声而往，竟来到织女织锦地所在。织女们看到张骞，惊奇之下一起围拢而来，争相讯问人间之事，张骞一一作答。临行，一位年长织女从机下抽出织机石一块，相赠于他。张骞郑重接过，藏于袖筒。梦醒，日已过午，张骞举手整冠，只觉袖中沉甸，举手一摸，摸到一块石头，梦中情景复见。于是后人便把这段神话作为神松的由来，神木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万物有灵，树长到一定时间就成了“神”，这个时间是起始于唐代的，直到明代还有遗迹。可见这不是一般的三棵松树，它穿越了时代，穿越了千年之久，才有了“神”的灵性。
盖因“木”乃众树之称，因木成神，比“神松”更具普遍意义和终极价值，可见我们祖先的智慧。因为有了神的禀赋，这个县名也就有了依附，长了精神。
还可见，神木是由“寨”而“县”的，这也是一般县城的前期必然铺垫，或居高山，或聚寨垣，聚人，聚众，以防外来侵犯之敌。
青青山上松，数里不见今更逢，不见君，心相忆，此心向君君应识，为君颜色高且闲，亭亭迥出浮云间。
诗人有慧根，终身向佛，自有先见之明，若干年后，三棵神松真正“亭亭迥出浮云间”，直插云霄，茂盛葱郁，永远不老了。
神木人有自己的方言系统，他们把“胡同”叫作“圪洞”。圪洞是陕北方言，原来并不单指胡同，而是将悠长带盖的穿洞叫圪洞，神木人以此延伸，就将胡同叫为“圪洞”了，可见神木的圪洞有多长，有多邃。
陕北的老县城大多建在山上，为了占据有利地形，在冷兵器时代，地形至关重要。惟神木，东西皆山，却不建在山上，而独建在平川。所以这老城就不是因山就势，而是平平展展，四四方方，很是规整。东西南北，延伸而去，各条街道上又由各个圪洞组成了老城，很像微缩的北京。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说某一天，北京城大雨，雨势连绵，康熙帝闲闷，遂召集一班近臣饮酒赋诗，人人争先取乐，惟三朝重臣吏部尚书孙家淦郁闷不乐，康熙问其故。孙家淦秉言，臣双亲早逝，自幼由姑母养大，恩重如山。如今臣在京城赏雨，而姑母在神木住的却是茅庵草舍，一俟雨天，屋里便水涝成灾。康熙帝曰，既然草舍不能挡雨，何不建瓦房？孙家淦跪地而答，边地草民，岂敢造次。康熙当即表诺，准许神木依照京城建造砖房瓦舍。从此，神木就依据京城规制建了一座“小北京”。
老城不大，方圆亦就一平方公里，但街道圪洞井然有序，街中心一座大楼，叫钟楼，也叫凯歌楼。道光《神木县志》载：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蒙古军队入侵榆林，榆林副总兵黄渲御敌交战，兵败芹河，殒命而亡。神木参将高天吉奉命驰援，大破蒙古军队，奏凯而旋。为庆胜利，专门修建了凯歌楼。神木人也叫大楼，还叫“大楼洞”。大楼洞四面通达，就是四条大街，大街上又相接着小圪洞，就组成了“小北京”。
别看小，小圪洞里面的内容应有尽有，相连着气势很大的四合院。最大的一处要数白家大院。
白家大院始建于清末民国初，总面积约500平方米，属二进门中型四合院。进入大院，整体呈灰蓝色，灰墙灰瓦，青砖铺地。迎面一个传统的“影壁”，壁上雕有三星高照、天官赐福、周子爱莲等。绕过影壁，是二门，门内一色青砖墁地，院子呈方正对称，院落高出巷道数尺。进了正房，迎面是用木雕彩绘而成的竖柜、顶厢，正堂西边沿扇罩放神主桌（供祖先）。东厢房格子门上有“忠孝传家”的小匾，格子门和扇罩上有精致的六幅画，顶厢上的“八仙过海”也是画在木板上的，东格子门上有“喜鹊闹梅”木雕，西格子门上有“蛤狸闹葡萄”木雕。
白家大院吸收了京式四合院的优长，又结合了神木人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杂糅而建。白家大院的主人叫白兰瑞，13岁时就成了孤儿，成年后开始学做生意，从给别人打工到贩卖羊毛，发家之后修建起白家大院，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能有这么一处辉煌气派的四合院，实属罕见。2008年，白氏大院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两家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是张家大院，一是李家大院，都是典型的神木四合院落。
就是这样，大院组成圪洞，圪洞组成街道，街道又组合为古城。
黄土峁梁上堆砌了一摞一摞的石头，有的摞大，有的摞小，有的以墙状摞列，有的以散状摞列，漫山遍野。村里人嫌弃石头摞，好好的耕地，本来可以放开牛蹄任意犁铧，谁知道，没走出几步，铧下就咯嘣一响，犁尖断了，只得停牛换犁。也有的，将这些石块背回家，或砌了猪圈，或垒了墙头，有的人干脆就地取材箍了窑洞。村民们不知道石头来自何处，不知道平展的土地上为何摞起了如此多的石头堆，谁也没有数这个山头上到底有多少摞石头。
其实，石峁的底座是土山，漫漫的黄土堆起一道道峁梁，四围是千万年雨水切割的沟壑。也不知是哪一年哪一天，犁铧下偶尔露出的晶亮耀眼有规则有图案的或白或墨或绿的“石头”，让村民的眼睛一亮。这些石头不同于满山堆砌的粗糙石头摞，他们捡拾进兜里，回家权当小孩的玩具。忽一日，有外来者发现并且愿意掏钱购买这些孩子的“玩具”时，村民们才意识到也听说这是玉石。
1929年，几个胆大的石峁村民背上褡裢，褡裢里各装了些不一般的“石头”赶赴京城碰运气。他们兜开褡裢像摆地摊一样摊开了那些“石头”，就在这时，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在褡裢前蹲了下来……几个石峁人惊呆了，他们第一次见外国人，他们张大嘴巴不敢出声。待到老外瞅准了一把53.4厘米长的刀型端刃器，叽哩哇啦说出一大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时，几个石峁人只有一大堆问号盘旋在头顶。就像人类第一次以货易货的远古交易一样，双方伸出手指，朝着天空比划。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怀揣着满意离开京城。这个老外叫萨尔蒙尼，是以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身份，赴北京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的……如今，这件奇货就陈列在德国科隆远东美术馆里。据统计，在美国哈佛大学塞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还有大英博物馆等地，一共有4000多件这样的石峁玉器。
时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人有准备地来到了石峁。他叫戴应新，时任西北大学考古系教师，他是在山西考古时断断续续听到石峁玉器的各种传闻和消息的。就是这一次，他一口气收了127块玉石。这些东西，现在就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2011年，石峁开始大规模发掘。这座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的古城，城内面积就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组成，组成它们的是可以闭合的三重石砌城垣，最核心的皇城台底大顶小、四面包砌层阶状石墙；内城范围210万平方米，石城墙围砌；外城沿内城东南部石墙向东南再行扩筑一道弧形石墙形成，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绵延长达10千米，宽度2.5米左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领队孙周勇研究员说，石峁城址大体量的建筑全是用石头堆积而成，推算总用石料12.5万立方米，在中国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时间走到这里，人类的建筑史发生了最大的转折，从土筑到石筑，是里程碑的贡献。
这些石头来自何处？结论是显然的，石峁山的沟底就是石层，可是在那个远古时代，将沟底的巨石凿成可供人背的一块块小石，那是多么浩大的一项工程？即使凿好了，但要从沟底搬运到山上，那又需要多少人力？可以想象，斯时的石峁山上，一群一群的背石人爬满了整个山头，一年又一年。所以，后来人猜测，“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
随着发掘的推进，石头奇迹还在不断地发生。2015年7月，考古队在外城东门南侧五号和六号马面之间的表层坍塌乱石中，意外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石雕人面。人面大致呈长方体，后部有残损，周身凿琢痕迹明显。之前，有一些地方学者曾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察，并发现了20余件石雕或石刻人像。雕像的人面轮廓为竖向椭圆形，浅浮雕，深目高鼻，栩栩如生，个性特征都十分明显，无一重复。在当时谈不上什么雕刻工具的时代，这一件件艺术品身上又凝聚了多少工匠的心血。
2015年至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峁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所有题材的图案都很讲究对称美。系列测年数据显示，这批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比于人面像，这些雕刻内容更丰富，题材更多样，雕刻技艺也更精湛。
2006年石峁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1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2019年5月，石峁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
梳理石峁的发掘，离不开“石头”。不管是最初的原始状态的石摞摞，还是外城城墙、内城城墙、皇城台台基，都是石头垒砌。石头遍布了石峁发掘的每一个角落。石摞、石玉、石块、石条、石墙、石道、石门、石室、石桌、石几、石凳、石灶、石坑、石台、石基、石座、石柱、石刻、石刀、石斧、石杵……是它们，见证了石峁的历史；是它们，记录了石峁的故事；是它们，储藏了石峁的秘密；是它们，揭开了石峁的盖头……
可以说，没有石头，就没有石峁。石头是石峁的组成，石头是石峁的内核，石头是石峁的精华，石头是石峁的灵魂。
范仲淹是一个行政官员，官最高做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人们现在还记得范仲淹，主要是因了一篇《岳阳楼记》。岳阳楼现在已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人们争相去看。其实楼并不很大，主要还是为了去看那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哪里看不着，为何一定要去岳阳楼看呢？是为了对照实物，再看这篇文章写得到底如何好。
一看不要紧，看了后都觉得文章比楼更好。其实，这篇赋记并不是范仲淹对着楼体而作，而是应好友滕子京之邀凭想象一挥而就的。范仲淹根本就没见到岳阳楼。
因之，范仲淹文名大振，淹没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就这样一个大文豪，也曾和杨家城联系起来，并且也是因了文。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当时的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他是在任上巡视杨家城的。范仲淹是今江苏人，虽然来北方已非一个秋冬，但“塞下”的秋天还是让他感到了与他所见到的大多数地方的“风景异”处。而且通篇充斥着军事前沿之地的肃杀之气——“四面边声连角起”。即使是音乐，也带了明显的异民族之味——“羌管悠悠霜满地”。词的末尾，是这个大员的慨叹，“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通篇没有点明“杨家城”的字样，但有“城”，是“长烟落日孤城闭”。也没有一字提到杨家将，所以后来一些人就认为这写的不是杨家城，而是说的当时范仲淹知延州时的现在的延安城。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且从词中所写的“羌管悠悠”就足以证明写于杨家城。那时的延安城还远不是军事前哨，不可能听到“羌管”；其二，词的副标题就是“麟州秋词”，是再明显不过的佐证，是无需再作什么注脚和说明的了。还有范仲淹的另一首《留题麟州》可以相互印证：
宣恩来到极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见耕桑见烽火，愿封丞相富人侯。
这首诗里同样提到“羌”，提到“烽火”，可见，这里是军事前沿所在地，和“羌”仅隔一条河，所以“烽火”随时都可能燃起来。相对地，“耕桑”之气却很少见到。
这首诗里，同样没有提到杨家城和杨家将，难道说的就不是杨家城吗？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范仲淹的《渔家傲·麟州秋词》并没有像《岳阳·楼记》一样成为人们争相一睹的胜地。但是，能和范仲淹连在一起，依然是杨家城的荣幸。
杨家将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杨家将的故事无人不知。在影视未进入人们的生活之前，娱乐传媒的主要工具就数戏剧了，也因之而培养了国内一大批戏迷。那时候的杨家将是戏剧的主要题材，佘太君、穆桂英、杨六郎更是主角中的主角。还有陕北说书，那些盲艺人为了糊口，走乡串户，深入田间地头，杨家将的故事由之而深入人心。
后来，杨家将也上了电视。相信，陆续还会有影视剧关注杨家将，关注杨家城，也关注和杨家城有联系的范仲淹。
中国大地上，二郎山很多，有大有小，数不胜数，然神木的二郎山还是别具一格。
“神木县：笔架山，一名驼儿山。在县西三里，大川经其下，本名驼儿山，首尾皆峻，中稍低凹，俨若驼峰。明武宗驻跸於此，赐名笔架山。”
在全国各地的二郎山中，神木二郎山不算最大，但皇帝为其起名，还能再有几家？而且与文化连在了一起，与书笔连在了一起，真是难得。
“笔架”看似小，但奇峰数簇，就显出了陡峻。神木二郎山很似笔架，命悬一线地悬挂在山脊上。本已悬悬的山脊上又缀挂了数处庙宇，让险了的山更具险意，竟让人担心那些庙宇禁不住山脊的重力，什么时候会倾覆而下。可几百年过去了，庙宇上再添庙宇，庙宇里再添神灵，二郎山却愈发奇险，也愈发峭拔。山与庙浑然一体，庙与山胶结为一，让你分不出是山生长了庙，还是庙护佑了山。
山奇庙也奇，就说三教殿，同一座殿宇内同一面供坛上，同时供奉了如来、老子、孔子三位佛道儒教的创始人。
张公庙，亦名张家洞，乃神木人张坚为其父张锐修建的家庙。张坚乃明天顺、成化、弘治三朝重臣，其父张锐官至宣府参将，明正统年间，因在土木堡之战中勇救英宗而壮烈殉国，追封其为光禄大夫。张坚长子张泗、四子张溟，世职参将，皆阵亡。五子张刚，卒前升固原总兵，死后追赠都督。张刚之子斌，在沈阳阵亡，赠都督。张斌之子拱薇，在辽左增援时壮烈殉国。子拱祯，也牺牲在战场上。张氏五代为国捐躯，这是继北宋杨家将之后又一个神木英雄家族。
浩然亭石窟，开凿于民国二十八年（1937）。时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将军，邀各界热血抗日志士聚于二郎山浩然亭前，会笔盟志，将军为浩然亭题额“天地正气”。窟内四壁嵌有抒发抗日报国的诗文碑若干通。
这也是神木人的宗教信仰，是他们独特的审美情结，他们认为，只要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就应该值得信仰，就应该为其塑真身，就是他们心中的神灵。所以当地流行着一句话：神木人多，二郎山的神多。其实，神再多，他们是有选择的，依据他们自身的神灵信仰塑造了二郎山的诸神。这也就是二郎山区别于其它神山的根本所在。
传说天神杨戬从陕西担了两座山，欲于神木城西和城北各放一座，以挡风沙。过了黄河，夕阳缀山，偶遇一位大娘，便问：“您老说我赶太阳落山前能到了神木城吗？”老大娘说：“唉！远着哩，到不了啦！”二郎神一气之下便说：“人到不了，我的头也要去！”于是大发神威，其头飞来神木城西北为二郎山，身躯化为天台山。虽是传说，但二郎那种不惜身首分裂也要达目的的精神是为人民永远铭记的。
“驼山寺，在驼峰山。元至正中建，有少卿曹连诗。”
据山上现存碑刻记载，明正统八年（1443）、嘉靖、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嘉庆、光绪及民国时期，均有重修、增建，直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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